发现身边的历史 “山东的蔡元培”——鞠思敏
山东师大附中2010级7班 李柏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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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文——历史纪实
“山东的蔡元培”——鞠思敏
山师附中2010级7班 李柏杨
在济南大明湖畔绿柳丛中有一所中学,校园虽然不大,但有楼台、亭、榭,清澈的小河、嶙峋的假山,布局十分雅致。我原以为这是一个茶馆或者是一位懂得浪漫的人开办的戏园。而恰恰这么雅致的建筑正是当时在山东教育界流传的顺口溜“破正谊,滥育英,呱呱叫是一中”的“私立正谊中学”。经过近百年的变迁,现名济南艺术学校。从北楼教室中或临水的平台上可以望见历下亭,湖光山色为这座校园凭添了几分美丽景色。
校长鞠思敏先生,是山东的著名教育家,也是学校的创始人。
孙思白先生曾在他的《史论集》中这样写道:
“我们刚刚进校的学生,不了解学校的历史,也无意了解校长的经历。只是感到鞠校长是位蔼然长者,他讲话慢吞吞的,带着浓重的胶东口音,经常在朝会上对我们讲话。”
1929年正是“济南惨案”之后,日本兵还盘踞在济南。各中学都停课了,惟独正谊中学招生,所以那时候的学生只能进这所学校。校舍经受过日军的炮火之后,七零八落。有些教室刚刚得到修补。现如今,我们能看到北楼的红瓦顶中嵌插着若干片白瓦,南楼的白瓦顶中又夹杂着若干片红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,后来听一位在附近居住的老人说,这样做是鞠思敏先生想要把这个民族耻辱的伤痕留下来!
说得实在是很有道理,我遇到了一位远年知音。
正谊中学当时有一个惯例,每周一、三上第一节课前,鞠校长举行朝会。鞠老先生总是在学生未到时,就老早地站在一块石台上,静静地等学生集合。集合后,他开始对学生讲话,每次讲一个题目,内容有哲学、伦理、历史、科学、美术等等,总之是为人与治学之道,善于就眼前事情,找到话题。虽然并没有什么惊人之论,但从鞠先生嘴里讲出来,那缓慢而低沉的声音,认真而诚恳的态度,才真正打动学子们的心。这也正是在长达几十年后,校友季羡林老先生每每回忆这种朝会时,心里油然而起幸福感的原因吧。
1929年5月3日,是“济南惨案”一周年。上午9时,全校学生和往常一样在一座大教室中举行集会。鞠思敏先生先讲话,他以低沉的悲痛声调讲述中国的国耻历史和“济南惨案”经过。这时从窗中望出去,大明湖里正有几只日本兵的游船。在室内学生们能够听到哇啦哇啦的喧嚣嚎叫之声。面对此情此景,讲台下边的学生不觉放声大哭起来,校长也哽咽得讲不下去了。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。
于是,鞠校长的创校经过、办学方针和他的嘉言善行,渐渐地传开了。
据说是鞠先生在创办这所学校之初,从打铃、扫地到上课,一身兼之。这些传说是否都如实,我曾专门去附近访问过,但遗憾的是,当时经历过的老人们大多早已不在此居住了。但是对于当时的学生来说,我想他们之间不曾有谁怀疑过,却也为有这样一位好校长,自然而生一种骄傲了,连带对这座学校也就有了一种深厚的爱。
可是那时山东的教育界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,叫做“破正谊,滥育英,呱呱叫是一中”。在当时,一中是官立;育英是另一所私立中学。育英为什么蒙“滥”之名,我没有调查过。但是正谊被指为“破”,在我们听来好像是受了耻辱似的,很不舒服,但并不是这样。它的“破”,除了由于是“私立”,经费不如省立学校充足外,还别有因由,而那恰恰是难能可贵的。原来鞠老先生的办学有他自己的特色。例如招生,各校都争先招收,他却不这样:他让各校先招,正谊中学后招。别处落榜的学生,他尽可能地收录,当然无力全收。这一点,我很尊敬鞠老先生的做法,这才是真正的教育者。他的道理是:“够学龄的青年都应该受教育,教育者应尽到最大的责任。”也正因如此,正谊的学生与全市各校比,数目最多,程度不一,也良莠不齐。其所以蒙“破”之名,与此有关。但值得肯定的是,无论外面对此怎样议论说它“破”,鞠校长却自信甚坚,绝不动摇。
在当时济南的教育界还有一个谁都知道的事情,那就是“鞠思敏办学几十年,没有开除过一个学生”。据说,他所持的见解,是“教育者的责任,应是尽可能把不好的学生教育好。‘开除’虽然很痛快,但太简单,同时不就给社会增加了负担吗?”当然了,对于违犯了校规的学生,鞠校长也惩戒,但不开除。犯规学生如果屡教不改,他的办法是通知家长领回,进行家庭管教,但仍然保留学籍。家长管教一个时期,学生只要表示改悔,就允许回校复学。
在这里,我想再次引用孙思白先生的《史论集》中的一段文字:
“仅就我所知的这些,如果没有以偏概全,那么,我认为鞠老为人宽容,在教育方法上比较侧重于感化。然而他并不夸张这种方法是唯一的、万能的。他真诚地献身于他所选定的教育事业,但他却不侈谈‘教育救国’这类口号。不过,从他一生对教育事业的主张和作用来看,他是把教育看作改善社会的一种工具的。因此,他的道路基本上应属于改良主义的范围……”
教育者如果一味开除某个“犯了错”的学生,也许他们会认为这是就错论错罢了,会认为他们的决断是正确的,这只是对于他们自己罢了。孰不知,这个决定对于社会来说,可能是又增加了一个“祸患”而已。所谓教育,本应当是使学生学习文化,还更应使“犯了错”的学生明白错在何处?且怎样去改?如果真的就这样不负责任,那么学校还再是培养学生、创造人才的地方吗?学校还能培养出人才吗?
教育本可兴国,教育亦可亡国,这就要看教育者能否真正把握好教育的方向和本质了。
鞠老先生这种教育实践的效果如何呢?没有谁统计过,我想,肯定会有人改好,也肯定会有人到底不改。在教育学上,鞠老先生的这种教育方法究竟如何,可留待研究教育学的专家去评判。 我只是介绍鞠思敏先生一生是这样说,也是这样做的。从我上述所讲的来说,我认为,这是好的。
B文——历史感悟
掩卷后的一些思考
坦白地讲,一开始定好的主题其实并不是现在所写的关于鞠思敏先生的文章,而是“济南的老街老巷”。最后是在山东大学堇雪梅老师的建议下,将主题最终定为“山东的蔡元培——鞠思敏”,一是因为自己觉得写“济南的老街老巷”的人应该很多,觉得没有多少新意,也算是自己的一种“想要与众不同”的心理作怪罢;二是因为当时甚至是现在的政府不懂得保存历史痕迹的价值,随意修建、拆除,侥幸保存下来的老街老巷也全无以往之模样。
好了,言归正传,上面的仅为个人的牢骚罢了。
关于鞠思敏先生的一些书籍少之甚少,从网络上得到的更多是公式化的介绍,我明白,自己作为历史的叙述者,必须忠实地记录,绝不能添油加醋般扭曲,在此前提下,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。
要探测我们的文化疏离善良的原因,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反思工程,很难在短期内得出结论,但是鞠思敏先生给了我一个——目前来说我认为正确的——回答: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济南以后,也许是久慕鞠先生大名,想方设法劝他出任教育厅长,以壮敌伪的声势,但是鞠先生严加拒绝了,后来生计非常困难,“每天只能吃开水泡煎饼加上一点儿咸菜”,这样来勉强度日。
除却上文说过的鞠老先生在教育方面注重于感化,我要说的是,“潜移默化”也是他教育方式的一种。默化作用的发生,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教育者自己的言行一致。鞠老先生堪称是言教兼身教的。鞠老先生谦逊安详,不疾言厉色训人;作风民主而又有自己的原则。他自奉简约,把各方捐款都用于学校建设,从不为自己挪用。大明湖边蚊子多,据说他一床几十年的破旧蚊帐,补了又补,没有换过。“当学校经费发生困难时,有些教师情愿只领基本生活费,是与鞠先生有很大的关系的。
学理的力量毕竟是微弱的,更大的教化来自于社会现实。一代又一代的兵荒马乱构成了中国人心中的历史,中国文化在历史面前常常也是处于一种追随状态和被动状态,因此有很大一部分成了对暴力合理性的一种妥协和软弱,于是鞠老先生决定要在“济南惨案“一周年的一次堂会上要给学生们上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,但是,他又反复思忖着,讲还是不讲?鞠老先生明白,如果不讲,那么就是对于侵略者的一种妥协。——讲!坚定地回答响彻了大明湖,甚至是整个济南。
现在,鞠老先生休息了,却把其思想留下了,而这,需要每个人静静地去回味……
参考文献
孙思白 《孙思白史论集》 2001年版 山东大学出版社
感谢山东大学历史系堇雪梅老师对论文的支持和帮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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